精品文摘｜《国学的演变》| 国学概念的兴起（节选）

《国学的演变》

作者简介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华朱子研究院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圣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海波，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李可心，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赵金刚，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由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先生担纲主笔，清华大学众多教授参与撰写的大家小书，兼具专业性与通识性。从4000 年的国学演变史中，看中国人的日用彝伦、气韵生成。本书从汉字的起源和典册的形成讲起，直到晚清学术，跨度大、体量丰、内容精，故谓之《国学的演变》。全书分为九章，以纵向的视角阐述国学的演变，论及汉字与典册、六经的形成、诸子百家、汉代学术、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与道教、隋唐佛学与魏晋唐宋文学、宋明理学与学术文化格局、清代学术，并对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纲举目张，执本末从，清晰又完整地呈现国学演变的脉络及整体面貌。

一、国学概念的兴起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

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发出了提倡“国粹”“国学”的呼声，这启发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当时国粹派学者也力倡“国学”，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1905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国粹学报》成为晚清国学论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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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之交，中华民族历经鸦片战争以来至甲午战争的种种屈辱，遭遇了空前的国家危机。这一危机不是个别的经济的或政治的或外交的危机，而是一种总体性的危机。这个总体性的危机就是在世界列强贪婪的攫取态势之下，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让步后，有可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这种民族危机，在甲午战争以后已经普遍地被当时的中国人意识到了，从而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在此种形势下，对国学概念的思考与中华民族的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学”成为当时学人表达民族思想的一个方式。

如黄节提出：“立乎地圜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焉，虽震撼掺杂，而不可以灭之也。灭之则必灭其种族而后可。灭其种族，则必灭其国学而后可。昔者英之墟印度也，俄之裂波兰也，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焉。迄今过灵水之滨，瓦尔省府之郭，婆罗门之贵种，斯拉窝尼之旧族，无复有文明片影留曜于其间，则国学之亡也。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当时整个国家的民族危机非常严重，国粹派人士认为国家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就此，他们提出了“国”和“学”的关系。

同样，邓实主张“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他还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亡国之祸叠见，均国亡而学存。至于今日，则国未亡而学先亡。故近日国学之亡，较嬴秦蒙古之祸尤酷。……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学也者，政教礼俗之所出也。学亡则一国之政教礼俗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峙。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墟；婆罗门旧典式微，而恒都他属。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

黄节、邓实的这些提法凸显了他们对中国作为国家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双重忧患，他们发挥了古代“国与有立”的观念，按照这个观点，一个国家与其国学是共生共存、相互依赖的，国家依靠其国学而生存，国学依赖其国家而昌盛。

这种观点在当时为不少人所主张，许守微也说：“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在这种说法里，亡国的迫切感更为突出：面对国家的形势危急，谋求通过保学来避免永远亡国，用保学来期待再造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吸取了晚明部分士人的想法，即假如国家亡了，学术不亡，国家还能复兴；如果国学也亡了，国家就无法复兴。国粹派将国学的兴亡和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国学”这一概念，以期保守固有文化，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

对国学的如此深忧，反映了他们对亡国灭种的极大担忧。这样的“国”与“学”的讨论，不能不影响到对“国学”二字的理解和使用。

在这种对深重的民族危机的自觉之下，邓实说：夫自国之人，无不自爱其国之学。

邓实特别强调国学与爱国心的关联，如他说“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依属，而神州或可再造”，认为一民族之文化是该民族之思想的基础和来源。许之衡认为：“国魂者源于国学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黄节更主张：“呜呼，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在他们看来，国学就是本其爱国之心，为国家和民生伸张之学。邓实、刘师培创办《国粹学报》，大意皆出于此，《国粹学报》发刊词便明确声明，“保种、爱国、存学”是该刊的志向。

邓实又指出：国学者何？一国自有之学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

爱学即是爱国，爱国所以爱国学。所有这一切，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都是建立近代“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可见，晚清国粹派“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的主张实际是爱国主义的文化观体现。

这一时期国学保存论者的出发点主要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欲亡中国而言。他们的主张是“保存”中国文化，以求促进国民的爱国心。可见此时国学概念之提出，是当时救国论述的一部分。同时，我们必须知道，邓实和《国粹学报》的这些人绝不是主张排斥西方文明，而是主张两大文明之融合，所以他们注重保存国学，并不是针对欧化。这一点许守微说得最为明白：“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

章太炎也是一样，他从印度历史那里了解到“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他更提出著名的口号“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章太炎主办《民报》所刊的《国学讲习会序》中也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章太炎是革命党人，他的主张在革命派内部深有影响。

晚清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国学”当然是指学术文化，但20世纪初提出“国学”时，其出发点是本于爱国主义的立场、着眼于政治的救亡。晚清国学派提出的“国学”是一个基于爱国主义观念的概念，他们自己也明确使用了爱国主义的语词。他们的基本观念是，国学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语言，是和这个国家的兴亡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救亡图存，必须保存国学。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国学的概念开始广泛流行，由于这一时期整理国故运动流行，国学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概念了，此时在国学概念下面所谈论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文化，而是学术研究。

1949年以后，“国学”一词在很长时期内消失。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学的概念又逐步流行起来。新世纪的“国学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精神家园方面，对本土的传统资源的热切渴求。社会转型需要一种与革命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由此促进的文化转型，构成了当代文化景观的大背景。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秩序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传统道德文化，这已经是社会转型期，执政党和人民的共识。安身的身，立命的命则都归结到心灵精神的安顿，从而心灵的需求比以往更加突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新的变化，也使得青年一代在寻找人际关系处理方法等方面，把眼光转向古老文明的人学智慧。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已经成了现代人待人、处世、律己的主要资源，与其他外来的文化、宗教相比，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几千年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在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藉、精神的提升，以及增益人文教养方面，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资源，在心灵稳定、精神向上、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是“国学”在今天重为人们所关注的基本原因。

编辑 伍尚邱葛

二审 张 莹

三审 祁定江